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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箭”之殇

更新时间 :2015-05-26    浏览次数:37次

几乎没人知道,中国最早的自主品牌轿车既不是浙江的“吉利”,也非安微的“奇瑞”,更不是深圳的“比亚迪”,而是湖北的“神箭”!

这家诞生在湖北、一度走向全国的最早的民营汽车企业,为何最终没能在汽车行业坚持下来?销声匿迹的这些年,“神箭”都在做什么?2009年8月,《鄂商》意外得知:这一中国最早的民营汽车品牌其在隐退了近十年后有望重出江湖。

记者辗转找到了其创始人曾仁安,独家揭开了“神箭”从试水中国汽车业到被迫隐退、再到如今改弦易辙再战江湖,这一路跌跌撞撞、历经坎坷的辛酸史。

2009年8月15日,周六。在后湖“汉口花园”三期的10号门面店,曾仁安正在为这间门面的招牌犯难:不知对外称此为办事处,还是销售点合适。

这位57岁的长者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略显年轻,采访过程中他那眼角上扬的招牌式微笑,时不时拿起手边那学生用饮水茶杯呷一口,愈发显得亲切。

这是一位很有故事的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在汽车业谋生,迄今为止已走了足足半个世纪——谈起李书福(吉利汽车)、王传福(比亚迪汽车)这些如今的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大腕儿,曾仁安认为自己确实应该反省:他做汽车的时候这些人还名不见经传,无论是做技术、还是比经营,自己都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今这些人在中国汽车业呼风唤雨,而曾仁安却还在为这样的事情苦恼不堪:由于当地政府还建的土地迟迟没有合法化,他新建公司的产品便不能批量生产。


起步

解读曾仁安,犹如阅读中国汽车业的发展史。时间倒回到改革开放前的60年代。那时候国家处在建设初期,百业待兴,全中国除“长春一汽”外,再没有生产汽车的厂家,但民间对汽车的需求非常强烈,像曾仁安这样的“民间汽车人”便有了市场。

15岁的曾仁安刚上初中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书念不成了,他跟随村里一位做汽车的师傅开始了自己的汽车生涯。那个年代买不到车,国家也没有这方面的管理,哪个大点的单位需要车,曾就跟师傅去做。而做成的车子,多是用于拉货,“基本是七拼八凑好后,能在路上跑的就叫汽车,然后领个牌照,就可以上路。”曾仁安笑道。

“由于是计划经济,买不到车的单位便去买战争年代留下来的破旧车、废旧车,然后找懂机械的人把发动机修好,能够运转。我们民间汽车人主要做的就是驾驶室,再负责换好旧的轮胎,装配好能运转的发动机,用型钢焊成大梁,让木工做好货厢,一辆汽车便成了。”“那时候在武汉的中山大道上,一天也看不到几辆车,在单位,懂驾驶的人地位相当高,除了一把手,其次就是司机。”

跟师傅在外做了几年,20世纪70年代初,曾仁安开始自己带班子独立接活。恰逢毛主席规定所有在外的流动人员必须回原籍,他就回到黄陂县长堰人民公社成立了一个汽车钣金厂。

武汉此时陆续有几家汽车生产厂,如早期的消防汽车厂、武汉“嘎司”厂(前苏联人取的名字,当时的汽车生产技术多数都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汽车工业的初级阶段已经开始形成。曾仁安钣金厂的经营内容,就是为这些国有汽车生产企业配套生产车身。在那自行车都难求的年代,汽车更显得稀奇。

“从那时开始,我逐渐培养起来了一大批懂技术的人才,社会上想涉足汽车的企业和人找我的也越来越多。我慢慢开始与一些汽车制造厂合作,提供技工,做劳务输出。我成了远近闻名的‘钣金大王’,我的工人在80年代初期就能拿到十块钱一天。”回忆起曾经的辉煌,曾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到80年代,国家号召军转民。部队里是拥有技术人才最多的地方,他们做企业,具有技术、资金、政策等得天独厚的优势,把社会上多数刚刚起步的民营汽车企业给比了下去。曾仁安在判断形势之后,明智决定与军工厂合作,给它们提供样车,然后小批量生产,生产的车型也是循序渐进——从小农用车开始,后过渡生产小型货车,再到中巴车。当时,还没有生产轿车,因为政策不允许。

1984年,随着业务的增多,曾仁安在黄陂横店开始买地建厂,这在当时的中国都算是最早的。


雏形

早期的三江航天汽车厂(现为“三江集团”)就是曾仁安合作的军工厂之一。上世纪80年代末,三江航天汽车厂从远安山沟搬至孝感。当时这家企业引进日本丰田的面包车生产技术,曾生产面包车车壳为三江航天配套。“为了跟他配套生产,我在黄陂横店重新征了六十亩地,倾尽全力做车间,上设备。可惜的是,三江航天后来在面包车这个项目上失败了。如果他成功了,我便也成功了。他们失败了,也意味着我的全部投资打了水漂。”曾仁安谈到这些后,陷入了深思。

曾仁安帮“三江”做了两年的车身,没有赚到一分钱。在破产清算时,只得到了据说价值几百万元的材料和车。“而这些东西拖回来也是亏本,他们的车是按照17.5万一台的价格抵给我的,最后我在市场上降到10万/台才脱手。”曾仁安说,“这两年的时间我基本算是白白浪费了。”

到90年代,“武汉消防器材厂”改为“武汉轻型汽车厂”,生产从北京引进的吉普车品种,市场做好之后,武汉吉普进行技术改进,把帆布外壳做成铁壳,生产非常红火,还合并了“武汉嘎司厂”。但做了几年后由于缺乏竞争,技术上没能及时更新,垮了。然后该厂慕名找到曾仁安,求助他帮忙进行技术改造。由此,曾仁安再次转型——从只做车身转为从事整车的生产。不过,当时他只给“武轻汽”做贴牌,并没有自己单独做一个品牌。后来,曾仁安又与武汉工学院(现武汉理工大学)进行技术合作,一起生产整车。就这样,曾仁安一直做了三年。

1993年,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中国几乎所有的商用汽车企业都处入停滞状态,曾仁安的工厂也没能幸免。

停产后,曾仁安开始做市场调查,他发现像他这样用钣金敲敲打打,自主开发小轿车的企业,全国还有很多很多。虽说国家没有认可这些企业在汽车生产方面的资质,但市场需求却非常大,每家工厂的产品都供不应求。曾仁安最后分析出原因:当时由于关税高,进口小轿车的价格非常高,而民间生产的小轿车的价格只有进口汽车价格的零头,价格优势非常明显。“不过,说实话,那些厂的生产技术我都瞧不上,可现实就是如此,连完全不像车的汽车都有市场需求,我就不信我的产品没有人要。想到这里,我非常兴奋,心想我如果另起炉灶,自己生产汽车,这些小作坊将没有一家是我的竞争对手,因为我的技术是最成熟的。我如果开始做,绝对能够做到前三名。”曾仁安时时不忘向《鄂商》记者表露他在汽车制造技术上的自信。

回武汉后,曾仁安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发轿车样车,并成立“武汉神箭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可命运好像故意跟曾仁安开玩笑,1994年,经过反复打磨,当第一台样车终于开发出来时,国家却发布了第一个汽车产业政策,政策规定:1995年底前,国家不再批准新的轿车、轻型车整车项目。现有的汽车生产企业只能扩产,不能增加,同时没报批国家目录资质的停止上牌。其实,这个政策出台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国外一家汽车企业的年产量最少在100万辆以上,而中国虽然有几千家大大小小的汽车生产厂家,但多数年产量只有几十万辆,有的甚至只有几千几百辆,不仅从规模上无法与国外企业相抗衡,而且也容易导致市场的无序与混乱。

曾仁安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此时,他的公司只有省级目录,按规定生产了也不能上牌。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的公司既然已经成立并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他就得为这个“孩子”负责。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他一边带着“神箭”找市场,有了客户之后,再通过各种关系为它上牌。


殇事

就在“神箭”犹如“私生子”般在湖北市场艰难求存的时候,另一个挑战又来了——1992年5月,东风汽车公司与法国标致雪铁龙合资的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落户武汉了。1995年10月,神龙公司生产的第一台“富康”正式交付用户使用。如果说以前湖北省没有轿车生产企业,“神箭”还有它的立足之地的话,如今,“富康”的横空出世,便将它逼到了墙角。

但是,曾仁安依然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由于成本高,富康当时的售价高达15万元,而同期的“神箭”却只售5万元。对于倚重价格的用户而言,“神箭”有它的优势。

就在“神箭”以价格优势在市场艰难求存之时,省委一纸文件,以生产规模太小,不具备国家生产资质为由,点名让“神箭”停产。

采访中,记者也得到另一种来自民间的说法:1997年,中部五省招商会在湖北举行,在招商会现场,“神箭”汽车排在会场第一个展位,当时4.8万的售价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现场的一位中央领导提出质疑:既然“神龙”是国家花巨资打造的品牌,为何又冒出个“神箭”来对抗“神龙”?省里相关领导听罢,顿感压力巨大,遂下文要求“神箭”停产。

曾仁安当然不甘心就此放弃,他经人指点,找到时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张小虞,向他陈述详情,寻求帮助。当时的“神箭”事件在行业内闹得沸沸扬扬,张部长跟曾坦言:“你若想将品牌保持下来,继续生产,有一条路或许可以试一试:找东风汽车公司公关,看其能否收编‘神箭’。”

曾仁安来到十堰,想办法找到东风公司当时的领导苗圩,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及张部长的建议。苗也跟曾说,想单独恢复生产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收编的事得跟公司领导班子商量之后,才能给予答复。随后这事就归到了东风专管合作事项的规划部,规划部考虑到“神箭”的规模不大,不具备收编的能力和条件,因为东风自己有个“小王子”轿车,投入了2.5亿,还没开始生产,东风的意思是,曾仁安若能接手“小王子”项目,双方就合作。

可“神箭”经过前几次的折腾,固定资产加起来不到3000万,哪接得下已投资几个亿的“小王子”项目?收编一事就此搁浅。

2000年,就在曾仁安几近绝望之时,意外得知西安有一家具备轿车生产资质的工厂停产,叫“秦川”汽车厂,于是他找到该厂,双方很快达成合作协议。

曾仁安根据“秦川”的技术生产参数开发出了50台样车,正准备去西安进行投产剪彩时,国家汽车产业又出台文件,再次将曾仁安打入“地狱”——根据新政策规定,国家汽车生产取消目录管理,向国际学习引入公告管理,同时停产“化油汽”5座轿车的生产,要求轿车发动机排放达到欧Ⅰ标准。

曾仁安告诉《鄂商》记者,他清楚地记得,新政正式出台的时间是2000年6月28日,而登报公布时却已到了2000年7月6日。“结果我买好开业用的礼品连同那50辆轿车都没用了,我又一次死在政策的坎上。”曾仁安谈到此,止不住的惋惜。

经过这一系列的劫数,曾仁安已筋疲力尽,也彻底对自己的轿车梦死心。他回到湖北清算债务,申请破产,从此,一度在汽车行业叱咤风云的曾仁安与他的“神箭”汽车悄然隐退,淡出了公众的视野。

而据业内人士剖析,“神箭”破产的真正原因是曾仁安的视野与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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